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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儿童文学创作中，我们常常探讨如何让宏大的时代主题能被孩子们欣然接受。这绝非易事。高明的主题写作，如同春风化雨，依靠生动的情节、真实的细节、鲜活的人物和浓郁的氛围引导孩子们自然“走进”故事。最近，我读了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《你好，海鸥班》，这种感受变得尤为真切。作为一名曾经在云南边疆驻守过十年的老兵，书中那份穿山越海的真挚情谊，瞬间唤起了我当兵时被乡亲们关怀着的温暖记忆。这部作品在艺术规律和儿童心性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，为主题写作进行了一次真诚而有益的探索。

《你好，海鸥班》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宁波大榭岛的中学师生与南海赤瓜礁守礁官兵之间，跨越三千多公里、持续了三十七年的通信，这段双拥佳话得到了央视、《人民日报》等媒体的专题报道。与许多出自军旅作家笔下的双拥题材作品不同，《你好，海鸥班》的作者梅瑜自幼在海岛长大，她以贴近孩子日常和海岛风土的视角，让宏大的“双拥”主题借由童真的笔触自然流淌而出。这部作品的出现，无疑为当下双拥题材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——它让我们看到，这类题材不仅可以写军营里的钢铁意志，也可以写海天之间的脉脉温情；不仅可以写军人的奉献，更可以写孩子们眼中军民之间的温暖互动。

这是一部以童真视角重构双拥叙事的暖心之作。

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。”这份植根于历史和实践的军民鱼水情，在作品中得到了别样的呈现。梅瑜以孩子们和守礁官兵跨越时空的通信为纽带，用时光之手将“渡海第一仗”的红色历史和今天守礁官兵的忠诚坚韧巧妙地串联起来。于是，“双拥”传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，而是在童趣盎然的故事中，通过孩子们纯真的眼睛和真诚的心灵，自然而然地抵达读者的内心。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，让严肃的主题变得可亲可感，是《你好，海鸥班》最可贵的特点。

这还是一部展现儿童文学语言魅力的诗意之作。

儿童文学的语言，贵在既有孩童理解的直白，又有文学艺术的回味。书中流淌的诗意，首先源于梅瑜清新、质朴而又充满海岛风情的叙述语言。她笔下孩子们的生活、官兵们的书信，都带着海风的湿润和阳光的暖意，这种根植于日常的文学表达，构成了作品诗意的底色。除此之外，广为传唱的《海鸥之歌》在书中反复出现。“海鸥，海鸥，我们的朋友……”这熟悉的歌词，被巧妙地融入叙事，不仅是作为激励海鸥班的孩子们成长的班歌，其明快的节奏和开阔的意象，也与作品自身的韵律共鸣，共同升华了主题。《海鸥之歌》的歌词是老友金波在四十年前所作，如今读到它，我感到十分亲切，当即致电相告。这位九十一岁的词人得知自己创作的儿歌，在今日的一部儿童文学新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，备感欣喜。这段书外的趣事，是经典文学生命力的明证，也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一份文学传承的温情。而这份不期而遇的温情本身，或许正是这部作品最动人的诗意之一。

这更是一部见证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真诚记录。

《你好，海鸥班》深得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创作三昧。那些支撑起家国情怀的核心事件，皆有据可依，奠定了题材的厚重感；而让故事得以血肉丰满的，则是梅瑜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和对人物情感的合理想象。作品中，赵八达老师不会骑自行车，却为了兑现给学生的承诺，憨态可掬地绕岛骑行；沈玲玲母亲的哀伤背后，是一段爱人牺牲的沉重往事……这些细节构成了故事深层的情感内核，也使整部作品充满了真挚的感染力。最令我感动的是，书中对“渡海第一仗”等历史往事的细腻讲述，让那段峥嵘岁月不再只是英雄纪念碑上的寥寥数语，而是化作了一种可以触摸的温度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，完成了一场温暖而坚定的精神传承。

这最终是一部在童心深处激发家国担当的教育诗篇。

我尤为赞赏作品表现出的“小切口展现大情怀”的叙事智慧。它不说教，而是将拥军爱民的大道理不着痕迹地融进校园生活和书信往来里。这让我想起当年在边防哨所给家人写信，总会略过蚂蟥侵袭、暴雨阻路不提，只描绘山间飞鸟和林中清泉。书中的守礁官兵同样如此，他们写给孩子们的信里满是南海霞光、海鸥掠浪之美，却只字不提守卫礁盘的艰苦。这份将艰辛藏于心底、把美好赠予他人的温柔和担当，正如阳光雨露，无声地滋养着书中的孩子们，以及书外的青少年读者们的心田。而书中那些穿越山海的信件，就像一座无形的桥梁，让远在天涯的守护与近在咫尺的成长紧紧相连，家国情怀就这样通过信纸上的一笔一画，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。

《你好，海鸥班》的价值已然超越了文学本身。它既是对一片水土的深情写照，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，更是新时代军民团结的温暖见证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孩子们的成长尤为需要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的滋养，而这样的作品对于塑造他们的家国观念，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。

我由衷期盼这只“海鸥”能飞进更多的校园和家庭。愿阅读它的孩子，都能如海鸥一般，生长出搏击风浪的勇气；愿守护天涯的战士，总能感受到来自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温暖注视。在深化全民阅读和国防教育的今天，我们正需要这样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作品，为青少年打好精神的底色。（作者：高洪波，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）

▲ 本文刊发于2025年12月3日《光明日报》文艺评论周刊，刊发时有删减。